《唐興國寺憲超禪師塔銘》

       據史志記載，大唐興國寺，始建于唐朝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東征高麗時，曾經夜宿大城山，后得勝歸來，在此建寺，取興國安民之意，定名為“興國禪寺”。此后，唐長安（今西安）在元和年間也建有“興國寺”，位于現在的西安市長安區，為唐代樊川八大寺之一。此寺曾是唐代高僧玄奘的香火院。因《憲超禪師塔銘》出土于陜西省淳化縣，故塔銘當屬古長安之興國寺。

      因《憲超禪師塔銘》記載了唐代長安及附近幾座大型寺院并涉及唐代寺院經濟以及云陽縣的歷史地理內容，故被研究者所重視。

      此塔銘受重視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撰書者是唐代有德行的著名高僧玄應。故經常被收錄拍賣圖錄，《太原散文選》、《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等書籍。

      今藏海寧天樂齋之舊拓本，長67cm，高42cm，四周浮雕未拓。銘文30行，滿行18至19字。首題“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并序”，“京莊嚴寺沙門玄應撰并書”，尾有“唐元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818年）款。”拓本原為藏書家吳元起所有，左上角鈐有“元起”朱印一方。入藏天樂齋后，又蓋有“天樂齋珍藏印”和“循之讀過”印兩方（附圖）

《唐沙彌尼清真塔銘殘石》

      這件在清代被編入《唐文拾遺》的“殘石”，僅存寬23cm，高31cm。后被周紹良編入《唐代墓志匯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估計原因有三：

      第一個原因大概與志文撰寫、書寫者有關，此塔銘文的撰寫者季良，據《湖州師范學院學報》、《唐代書法家胡季良考略》一文，他是唐代中晚期的書法家胡季良，是一位未能仕進又有著較深文化修養、精于書藝的地方儒生，其人其書還見于諸多史籍。例如：唐天寧寺經幢（長興縣）等。雖然，塔銘用楷書鐫刻，并非季良之長，然仍不失為楷書中能品。

      第二個原因，季良為唐代大安國寺僧，雖然季良在寺年代現仍無從考，但大安寺名聲在外，此塔銘鐫有“大安國沙門季良撰兼書”，是否也有因寺而名之嫌。

      大安國寺，位于洛陽老城西南隅敦志街南頭路東側，他是洛陽現存唯一的佛教寺院。這座建于隋唐的皇家寺院，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個原因，應該是此塔是為一位沙彌尼（佛教中出家的女子稱“尼”，是比丘尼的簡稱。）未滿二十歲出家的女子而建，而塔銘不僅記載著沙彌尼的特殊身世，“大招福寺郯法師之猶子子也”。所謂“猶子”，謂如同兒子。指侄子或侄女。還詳細記載著沙彌尼“幼而聰慧，性善管弦，耳所一聞，心便默記”的天資，更為重要的是記錄了唐代女子“尤重釋門，父母違而嫁之。”“每持金剛經，無間于日。”等細節。常被研究者佑證唐代佛教興盛的例證而傳之。

      塔銘殘石舊托今藏海寧天樂齋吳氏，鈐有朱文“天樂齋珍藏印”、“循之讀過”印兩方。（附圖）

《唐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

      《唐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銘文寬90cm，高50cm。行距界格，共30行，滿行16至18字不等。首行有“唐故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末兩行分別鐫刻有“郎肅記”和“采思倫書”，經查“郎肅”與“采思倫”因無著錄，尚無從考。塔記四邊帶有紋飾。

      此海寧天樂齋藏舊拓本，薄紙精拓，保持完整，品相上乘，與2014年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春季拍賣會）端方藏本幾乎相似。鈐有 “海寧天樂齋珍藏印”、“循之讀過”朱印兩方。

      據《福州寺院大全》記載，甘泉院見于唐開元元年（713年），位于福建福州倉山區城門鎮連坂村甘泉山兜。另據史料記載，南宋末年文天祥等曾在寺院近處摩崖上題刻“還我河山”等巨字。元初寺院被焚毀，明代重建，清同治、光緒年間均有重修。1998年進行過一次擴建，后因福州市二期建設，已被拆除。此靈塔記原石已不知藏于何處。

      根據《唐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記載，“故甘泉院禪大德曉方，蘇州常熟縣人也。”“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870年），遷神于此山，報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八。”說的很清楚，曉方禪師終年71歲，受戒后為僧58年。關于禪師的功績，塔銘是這樣描述的：“以師之形，則流委順矣，以師之神，□□明凈矣，以師之法，則一燈燃百千燃矣。”因此“門人法順等悉心勤力，肇建靈龕于院西南一百步盤山首焉。”塔記最后落款說明塔記銘文鐫刻于次年，即“咸通十二年”。

      塔記還告訴后人，曉方大師曾師事五泄和尚，后至盤山（今天津薊縣西）甘泉院傳法，于當地僧俗影響甚大。

      另據《寧波七塔寺相關史實考略》，曉方禪師雖在禪宗史上并不耀眼，甚至連他的傳記差點被忽略。但是他的門下卻培養出一位著名的存獎禪師，著名的《臨濟禪師語錄》曾經過他的校訂。存獎之后，又經數代相傳，后來形成“黃龍派”和“楊岐派”，宗門繁衍，法脈興盛。

      據百度查詢，此《靈塔銘》，北京圖書館也藏有拓本。

    《唐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的書寫者，雖名不見經傳，但其銘文的楷書水平還是相當了得，字里行間，滲透著顏柳神韻。其結體之寬博似顏，而點畫之勁挺卻如柳。（附圖）

《唐回元觀鐘樓銘》

      這是一件1986年11月15日在西安東郊新出土的柳公權書法珍品，現已入藏西安碑林。鐘樓銘文橫置式，寬124cm，高60cm，共41行，滿行20字，總計761字。由令狐楚（766-837）撰寫，柳公權書寫，與其它柳公權碑版相同，也由刻玉冊宮邵建和鐫刻。

      碑文通過記述唐回元觀的歷史沿革和觀內陳設，盛頌道教之神圣，男女信徒之虔誠，以及李唐王朝之皇恩浩蕩。由于碑石長期埋于地下，蝕損很少，字口清晰，如見柳公權之真跡，柳體書風躍然紙上。

      碑石勒立于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為柳公權58歲時所書。柳公權是唐代晚期杰出的書法大家，其在書法史上與顏真卿并稱“顏柳”。與顏體寬博、厚實不同的是，柳體點畫勁挺，結體嚴峻，為歷代習書者所推崇。經查，此《唐回元觀鐘樓銘并序》未見著錄，也未有拓本流傳，在地下埋沒千余年之后被發現，顯得尤其珍貴。此拓本為2007年8月由陜西省耀縣柳范書畫協會所贈，今鈐有“天樂齋珍藏印”一方。（附圖）

      另外，根據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長安城遺址所獲資料，《唐回元觀鐘樓銘》出土在古長安城東郊，而史載回元觀的親仁坊，應在距此約一公里外的西南方。從同時出土的物品看，此銘文石碑是為道觀所立，而經幢確實佛寺物品。據《兩京城坊考》記載，唐大歷六年（771）曾在此修建僧房佛舍，可知此地原為資圣寺遺址。至于什么時候，又是什么原因，將原在回元觀的石碑，搬到了城東的資圣寺，則是一個不解的迷。

《唐王居士塔銘》

      《唐王居士塔銘》鐫刻于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年）十月十二日，塔銘界格，共17行，滿行17字，由上官靈芝撰文，敬客書丹。明萬歷年出土，出土時已裂為三，后裂為五，又裂為七，且佚一石，故全拓本及其難得，圖1為初拓全張。

      書寫者敬客，名不見經傳，生卒年不詳，不知為何處山林逸士。他所處時代正值初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書法的鼎盛期，敬客所書之《唐王居士塔銘》不免受到這些大家的影響。清代王澍《虛舟題跋》云“敬客名不顯于時，然其書法特為瘦勁，大類諸公。則知唐世能書者人多，不免為巨公掩耳。”

      清代書法家錢泳說：“得片紙只字猶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勁有法，在歐、褚之間，故學者紛紛，遂為名碑。”甚至有人認為：此磚塔銘楷法精妙，體勢俊逸，風神挺秀，深得歐、褚筆法而又能出機柕，無疑為唐楷中之佼佼者。

      另據考證，由于《唐王居士塔銘》其石甚薄，出土便裂，傳世原石舊拓甚少。又因其書法婉潤秀整，深獲世人喜愛，故輾轉翻刻競相仿效，精者亦幾可亂真。海寧吳氏藏本，保存完好，四周紋飾雖未拓全，但淡墨精拓，字口清晰且筆畫飽滿、勁挺，定為翻刻之精品。今鈐有“天樂齋珍藏印”一方。（附圖一）

      近年，《唐王居士塔銘》多有各種版本問世，其中包括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等。2009年重慶出版社版本選自近代著名金石收藏家張祖翼藏本，鈐有“張中嘉所得金石拓本”朱文印。并在內容簡介中說明，“張祖翼藏本”為清代翻刻本，摹刻精良，風神宛在，且是未經剪裱的整拓，可使我們對此銘的完整面貌一覽無遺。

      據專家認定，后世翻刻本中以《鄭廷旸本》與《錢襄本》最著名，天樂齋藏本估計既非《鄭廷旸本》，也非《錢襄本》，是否為清刻本？尚無從考。

《唐故內供奉翻經義解講律論法師□空和上塔銘》

      這件塔銘拓本寬66cm，高43.5cm。銘文共31行，滿行21字，計650字左右。除《唐代墓志匯編》著錄外，未見其他著述。

      天樂齋藏本淡墨薄麻紙精拓，估計為清末或民國初期拓本，保存完好，鈐有“天樂齋珍藏印”和“循之讀過”朱印兩方。附圖

      塔銘題首為“唐故內供奉翻經義解講律論法師□空和上塔銘”，第二行注明王申伯撰。關于這為撰稿人王申伯，《全唐文》有這樣一段記載：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宮監察御史里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并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以及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辭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所謂“太常博士”，古代官名，“掌教弟子，分經任職”。“國有疑事，則備咨詢。”其職相當于后世的國子博士。

      銘文記載了法師□空“姓任氏，弱而神清，幼而不群。年八歲，心已向佛”的個性。而且“耳所一聞，亦既懸解。目所一見，又若夙習”的聰慧。以及教益開悟弟子的方法等。銘文載錄了法師“以貞元十年正月十五日，告行于興唐寺，報年六十一”。

      貞元（785正月-805年八月），是唐德宗李適的年號。興唐寺，初建于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因唐朝建立曾在此屯兵而得名，現為太岳山國家森林公園八景之一，位于山西省洪洞縣東北郊。

      銘文最后第三行款有“大和七年歲在癸丑八月十五日比丘智亮等建”，唐大和七年為公元833年，說明了此塔銘是在法師告行39年后所建。另據考，唐代有位詩人名智亮，然無法查證是否就是此塔的主要籌建者比丘智亮。塔銘最后署有“田復書”。

      田復雖名不見記載，但塔銘文字的書法水準卻相當上乘。

《唐大智禪師塔銘》

      大智禪師（658-736）是一位唐代高僧，俗姓姜，上黨銅鞮人，幼年有心歸佛，十五歲出家。喜研讀《老子》、《莊子》、《尚書》、《易經》等書，曾師從杜聉法師。后拜謁神秀大師，長達十多年時間。神秀過世之時，惟有義福“親在左右，密有所付，人莫能知”。隨后，法師從嵩岳寺應邀到長安，在終南山化感寺棲置法堂，深居簡出，脫離世俗二十余年不出寺門，盡心開演神秀禪慧之業。開元二十四年（736）卒，年七十九。葬于龍門奉先寺北岡，唐明皇賜謚曰“大智禪師”。

      天樂齋藏《唐大智禪師塔銘》，寬64cm，高64cm，淡墨舊拓，首行“禪”字以下損缺。第二行“禪師諱義福，俗姓姜氏”清晰可辨。奇怪的是查閱“唐大智禪師塔銘”卻只見《唐大智禪師碑》全圖，而不見其“塔銘”全圖。

      《唐大智禪師碑》，亦名《義福禪師碑》，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立，高345cm，寬114cm，是著名的唐代隸書刻石，由史維則書寫，石存西安碑林。而同年鐫刻的《唐大智禪師塔銘》卻少見記載。塔銘文字僅在《唐文拾遺》和《唐代墓志匯編》中有載入。塔銘對大智禪師一生的記載與《唐大智禪師碑》基本相同，遷神年月完全一致，只是碑文所記“葬于龍門奉先寺北岡”，與塔銘所記“遷于奉先寺之西原，起塔守護”的說法有所異同。

      還有一個與碑不同的是，碑文為隸書，文字多達1900多字，較為詳盡。而塔銘文字不到600字，較為簡略。塔銘為楷書，因置于室外，因此文字風化較為嚴重。但從字形結構上觀，原本也是高手書丹，仍不失為上品之作。拓本鈐有“循之讀過”、“天樂齋珍藏印”兩方。（附圖）

《唐安寺比丘尼廣惠塔銘》

      此件塔銘按道光年題識，原石出土于陜西省咸寧。西安在唐代分為長安縣和萬年縣。后改為咸寧縣。不過，民國取消了咸寧縣建制，咸寧縣并入了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

      塔銘拓本原由藏書家吳元起珍藏，右側留有鑲紙題識。現為海寧吳氏藏于天樂齋，鈐有“天樂齋珍藏印”一方。

      拓本寬57.5cm，高59.5cm，淡墨薄麻紙拓。銘文界格，共24行，滿行28字。首行題為“唐故上都唐安寺外臨壇律大德比丘尼廣惠塔銘并序”。據查，唐安寺遺址因地方志無記載，已無從考。位于湖北省荊門有一個唐安古寺，雖建于唐朝武德元（618年），但顯然不是本塔銘所說之唐安寺。

      此拓本收錄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塔銘中第七行載：“大德廣惠，俗姓韋氏，漢丞相之遺址，周司空之遠孫”和第十五行“以太中十三年夏五月二十六日寂然入滅，報齡五十七”記載了廣惠法師的個人信息。還有第十七行“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幢藎香花，遷座于韋曲之右”，其中這個“韋曲”指唐韋曲鎮，在今西安市長安區。除此，史料查無關于廣惠的更多資料。

      此外塔銘，雖為令狐專撰，看得出也應是書法高手書丹，但刻工卻時好時劣，露顯趕時急就之跡。刻工優處極精，盡顯書法結體之美。劣處，卻相當粗心，破壞了塔銘文整體的精美，甚為可惜。